英文诗人朋友为今年第12届新加坡诗歌节想了个颇好的主题——“Borders & Bridges”，请我们其他语言的诗人翻译成其他母语。经过一番斟酌，即为它取了“边界与跨界”的华文主题，颇有立足边缘的独立知识分子诗人的意况。

甫于过去的周末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诗歌节，果然更努力思索在一个地缘政治日渐坐大的当下，诗歌，特别是跨语及跨域的诗歌，还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还可以有什么位置？我想，7月26日由新加坡诗歌节与锡山文艺联办的《跨文化诗歌朗诵会》，近百位从5岁到92岁的跨代参与者、跨四种语言文化、三个小时跨媒介和领域的朗诵齐聚一堂，反映出的我国四大种族的诗歌创作脉络，或许就是一次回答的尝试。跨——在这里，有了最具象的形声和体现。

全场节目由两位新移民第二代的中学生以流利自然的双语主持，切换顺畅、训练有素。大会更用心地以第一代著名诗人、92岁的周粲先生及他的《新加坡河和我们》掀开序幕，由小朋友呈献以示尊敬与传承。之后的节目有各族群诗人和艺术表演者呈献的诗歌朗诵、弹唱、武术和舞蹈等，形式不一而足。

更有意思的大概是幕后的准备工作。本届诗歌节并未止步于四种语文并列展示，而是推动“共同书写、彼此翻译”的实践：各语诗人相互为作品操刀翻译，再由朗诵者以各自的语言呈现于舞台。无论是华语诗讲究的声韵与留白，马来诗歌的宗教与文化的底蕴，淡米尔诗歌承载的古典诗学传统，英语诗歌长于的叙事直陈——四种诗学传统互译互解互读。正是在这种转译的过程中，转译和朗诵者理解另一种语言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新加坡文学而言，简直就是其他单一语言文学社群难以复制且难能可贵的磨练。

要理解今天这场朗诵会的分量，有必要理解这是继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南洋大学中文系在1978年1月联办一场类似的诗歌朗诵会后，时隔48年半的又一盛会。当然，48年间也偶有较小型的多语文艺朗诵，或者多语文学交流，例如我们在2000年创立的新加坡学生双语文学奖，都是较早尝试以奖项形式，让不同语文的创作者能在同一个奖项体系底下被看见，而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语文圈内孤立耕耘，也为后来诗歌节的跨语言实践，预先做了一次制度上的探路。

新加坡诗歌节创办于2015年，是四位诗人刚好一人一语，聚集在国立大学荣誉教授暨我国非正式桂冠诗人唐爱文的办公室里催生的，到今年正好12年。若把48年前的多语诗歌朗颂会和学生双语文学奖的尝试视为上半场，诗歌节则是这条脉络的下半场：诗歌节要进一步回答的是“跨界”与“交流”的问题——不只是让四种语文的作品被并列肯定，而是让创作者亲自站上同一个舞台，彼此翻译、彼此朗诵、彼此聆听。从这个角度看，上周末那场《跨文化诗歌朗诵会》，其实是那么多年下来多语文学倡导者所埋下的种子，在下一代身上开出的文学的花卉吧。

从双语文学奖的竞赛性质，到诗歌节的聚众与表演性质，让我联想到还有另一条同样重要却较少被提及的线索——即多元语言诗歌选集的编纂和经典化，甚至教材化的工作。过去30年间，陆续有学者与文化机构牵头，编选跨语言的新加坡诗歌选集，将华语、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的代表作品并置一册，如1989年由国大出版的"Voices of Singapore : multilingual poetry & prose"（《新加坡之声：多语种诗歌与散文》），以及2000年由艺理会出版的"Rhythms: The Millennium Anthology of Singapore Poetry"（《律动 : 新加坡千禧年诗选》），并附上对照译文。

这类选集主要在学界与文学圈内流传，但它们更大的价值其实是系统性地把新加坡诗歌定义为一个包含四种语文的整体，而不是四个各自独立的文学传统。正有鉴于它的新加坡特色的代表性，我更企盼看到选集的多语内容被节选纳入中学语文与文学课程教材，让本地学生有机会在课堂上读到与自己所学语文并不相同，却同样描写新加坡河、政府大厦前的草场等的诗句。这种教材化的过程虽然缓慢，却是文学传统真正在下一代扎根的关键——奖项和诗歌节能吸引创作者和较成熟读者，唯有进入教材，才能让下一代从小就自然地接受新加坡文学是多语的这个重要概念。

让共同书写、彼此翻译延续下去

回顾我国独立以后的文学史，上述的三条线索交汇的结果，大概培养一小批的本地观众和创作者群体，但这个多语跨界的模式，接下去要如何从新加坡人写给新加坡人看，进入到新加坡人写给世界看到的独特性，或许可抛砖引玉，让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吧。

首先，目前的跨文化翻译多半是幕后功夫，观众只看到最终朗诵成果。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设立翻译工作坊，现场直播翻译过程的环节，让国际观众（无论亲临现场或线上观看）看到一首华语诗，如何一步步变成淡米尔语版本，译者在哪些词语上反复推敲。

上周我们在新加坡诗歌节开幕以后，就有个现场共同翻译的工作坊，让不同族群的诗人现场彼此翻译。这种诗歌翻译的过程可见化，恰恰是新加坡模式区别于其他诗歌节的核心卖点——别的诗歌节展示的是作品，我们可以展示的是跨语言理解本身如何发生（所谓的“ing”）。当然，这类内容也极其特别，适合剪成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如我们当天的多语翻译工作坊视频，就受到好些关注和肯定。

其次，多数国际诗歌节请的是驻节诗人，新加坡的或许可以反其道而行，设立驻节译者名额，邀请知名的海外或本地译者（例如专门译介东南亚文学的欧美或中国译者），驻扎在新加坡诗歌节或者更大规模的新加坡作家节，参与本地诗人作品的外译和跨国的工作。这不仅能让我国的各语作品被带到更多语言市场，也能借助国际译者在海外的人脉和平台，让新加坡诗歌本身被更多国际文学圈子所看见。

跨界的核心当然还是人。所以我们不妨考虑主动与槟城、雅加达、马尼拉、香港、台北等地的诗歌节或文学节建立固定的诗人交换机制：若经费许可，新加坡诗人受邀参加对方的诗歌节，对方诗人也来新加坡朗诵，并被译成本地四种语文之一。若经费不足，当然可以考虑线上交流，例如今年的新加坡诗歌节就请来普利兹奖的欧美得奖诗人，以及闻名国际的翻译大家在线上参与，打开国人的眼界，也同时让诗人、翻译家及跟随者认识新加坡诗歌节与多语特色。东南亚本身就是一个语言极其多元的区域，新加坡不应该仅仅把自身定位为经济枢纽，更可以是东南亚甚至亚洲跨语言文学交流的枢纽——这肯定会比单纯单语的大型诗歌节更具差异化优势，也更容易做出新加坡/南洋特色的品牌积累。

最后，现有的跨语言诗歌选集多是10多年前编选的成果，可考虑定期更新，把近年诗歌节涌现的新作、新译本持续纳入选集，并更重要的是进入课堂教材，形成一套活的、熏陶下一代的选本，而不是一次编纂后便束之高阁。同时可将历年跨语言朗诵的音视频，连同译文文本与创作背景，整理成一个持续更新的线上诗歌库，供教师备课参考、供海外学者与译者检索研究。这类内容对东南亚研究学者、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本身就是珍稀的一手材料，长期下来当能吸引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

新加坡诗歌节最大的差异化资产，不是某一位诗人的名气，而是跨语及跨域这套运作模式。12年的新加坡诗歌节要继续成长，或真要考虑通过诗歌为桥梁，把这套模式产品化、可展示化、可交换化，让它成为可以输出到区域乃至国际文学界的新加坡诗歌资产。

作者从事语文教育和本地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