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庆典播放本地经典电视剧《雾锁南洋》的画面和主题曲时，不禁想到最近的跨境烟霾警报。超过400点的空气污染指数，会不会再次“雾锁”狮城呢？

跨境烟雾早在1970年代就发生，1980年后10年间发生了四次，之后每隔几年便卷“烟”重来，有时几天后烟消雾散，有时长达两三个月。在本地，最高纪录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是在2013年6月的401点，如果按3个小时的指数，最高纪录则是2015年10月那惊人的471点。

400点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多人可能心有余悸，也可能没有印象。400点，简单地说，是挥之不去的烧焦味；在户外，左看是烟，右看也是烟，宛如把头埋进烟雾塑料袋中的窒息感。

1997年新加坡经历当时创纪录的226点烟霾后，我应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实地了解扑灭林火的困难。来自东南亚的10余名记者坐上小巴，在罕无人迹的加里曼丹山林里，沿着崎岖山路，颠簸三四个小时，终于看到所谓的“林火发源地”。

随行的印尼官员指着路旁陡峭的山坡解释，这些泥炭地质在天气异常干旱时，极易自燃，如果遇上强风，火势迅速蔓延。等居民察觉时，大火已烧去半座山，扑救困难。至于祸因，多半是传统烧芭作业和人为疏忽。

几十年过去了，受跨境烟霾之苦的国家，不少已历经政权更迭，卫星和地面侦测热点的系统技术，也早已今非昔比。

然而，每当烟霾卷土重来，对当地和国家经济的重创、暴增的医疗开销、受挫的旅游业，乃至失去植被保护后，因暴雨引发的水土流失与土崩，依然是老百姓避无可避的切身之痛。

令人遗憾的是，同样的情况放在数十载后的今天，有关方面给出的解释与理由，与当年几乎如出一辙。是天然环境限制执法的步伐，还是缺乏愚公移山的决心？

叫人担忧的是，今年1月至6月初的累计数据显示，印尼热点的增长速度，已超越2015年和2019年另一场大规模林火的同期水平。此外，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印尼旱季持续时间会更长，干旱程度更严重。

实际上，跨境烟霾的课题，不仅是治理决心的考量，更是复杂的经济课题。

低成本的烧芭屡禁不止，是农户自愿选择？还是没有财力去使用机械化无烟开垦？别忘了，从林区巡逻、消防灭火到法律追责，都需要庞大的运作资金。然而，当国家预算有限时，烟霾的排位，不一定与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燃眉之急平等。

作为消费者，我们同样须要反思。如果一面向往清新蓝天，另一面却继续追逐和消费廉价的棕榈油与纸浆产品，要改变供需链底端的烧芭惯性，是很难的。

如今，科技已能精准定位热点，执法的落实就需要更多有创意的合作和技术转移。例如设立针对性的绿色金融或碳信用额度，补贴采用环保耕作的农户，分摊农业转型的实际财务成本。

否则，数十年后，后代可能重复着我们今天的无奈，唱着他们那个时代的“雾锁南洋”。

（作者是《联合早报》资深特稿员）